东晋门阀政治（终）——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真正有史可考的始祖最多追溯至汉代，分为太原郡祁县王氏与太原郡晋阳县王氏两支。

祁县王氏可追溯至东汉司徒王允，晋阳王氏可追溯至东汉王柔、王泽兄弟。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晋阳王氏王泽这一脉。

王泽，官至东汉代郡太守。

王昶，王泽之子，曹魏司空、京陵穆侯。

王昶有三子

王浑，王昶嗣子，官至西晋司徒。王深，王昶之子，官至东晋冀州刺史。王湛，王昶之子，官至东晋汝南太守。

王承，王湛之子，官至东晋东海国内史。

王述，王承之子，官至东晋尚书令、卫将军。

王述有三子一女:

王坦之，王述长子，东晋重臣。

王处之，王述之子。

王袆之，王述幼子，官至东晋中书侍郎，娶寻阳公主。

王荃，王述之女，嫁谢万。

王坦之有四子:

王恺，王坦之长子，嗣子，官至丹杨尹。

王愉，王坦之次子，官至江州刺史。桓玄篡位时为尚书仆射。桓玄败后因刘裕而试图谋反，被诛杀。

王绥，王愉子，与王谧、桓胤齐名，官至荆州刺史，与父谋袭刘裕被诛。王纳，王愉子。王缉，王愉子，散骑侍郎。王慧龙，王缉子，王愉一家被诛杀时被沙门僧彬所收匿，幸免于难，后仕于北魏。

王国宝，王坦之三子，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专权，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被王恭讨伐，被司马道子杀害。

王忱，王坦之四子，官至荆州刺史。

太原王氏的另一支:

王濛，官至东晋司徒左长史。

王修，王濛之子王蕴，王濛之子，东晋镇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穆之，王濛之女，晋哀靖皇后。

王蕴有五子一女:

王华，王蕴长子，早卒。王恭，王蕴次子，前将军，兖青二州刺史。后两度举兵讨伐王国宝及司马尚之兄弟，兵败被杀。王熙，王蕴之子，太子洗马，娶鄱阳公主。王履，王蕴之子。王爽，王蕴之子，侍中，参与王恭起兵，兵败被杀。王法慧，王蕴之女，东晋孝武帝皇后。

太原王氏影响东晋政局的时间，是在淝水战后至桓玄之叛的约二十年中。

由于淝水战后司马皇室力图振兴皇权和相权，由于太原王氏作为当政的士族已经没有兵权和没有足为时局重心的人物而不同于前此的王、庾、桓、谢诸族。

所以太原王氏只能是依附于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我们可以说，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的一步，是东晋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的终场。

淝水之战前后的东晋时局

门阀政治，以特殊际遇下出现的“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下启庾、桓、谢氏迭相执政局面。各家执政情况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

这是秦汉以来专制皇权结构的一大变局。当轴士族控制皇权，操纵政柄，在一定时期内其统治居然比较稳定，朝廷政变极少出现。

元帝曾用刘隗、刁协以制王导。明帝之初，起用庾亮以分王导之权，后来又用虞胤、司马宗等以制庾亮。但是当权士族对此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

明帝所援引的外戚庾亮，本身就是门阀士族，他借外戚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庾氏门户势力，而没有真正伸张皇权。后来，以宗室近王而被援引入主中枢的司马昱，靠周旋于士族名士之间以自固结，成为玄学名士的保护人，所以能够得到士族的支持而长期居位。

司马昱居中枢，与其说是伸张司马氏的皇权，不如说是为了协调士族利益。他最后终于成为士族桓温的工具，屈辱而死。从这些事例看来，当士族尚有力量当道掌权的时候，伸张皇权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胜利者总是当权的士族。皇帝不能选择士族，而士族却可以按自己的门户利益而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选择皇帝。即令是长君在位，也改变不了这种情况。

淝水战前的朝廷形势，太抵都是如此。

淝水之战以后，东晋朝廷在处理南北关系方面，在控制士族权臣方面，都处于有利地位。一时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政治出现转折。

东晋朝廷内部，士族当轴人物陆续凋零。桓冲死于淝水之战的第二年谢安于淝水战后未及受赏，于十年死。

十三年，谢玄、谢石相继死。东晋士族人物，无论居中居外，无论事功学术，再没有过去那种人才相衔而出的优势。

东晋末年政局，由主相相持演变为两藩对立，再变为孝武帝死后两藩联合以抗中枢，再变为一藩失败一藩成功，再变为桓玄暂得独揽权力而成篡局。

在这十余年瞬息变化的政局中，不论是皇帝，是相王，是权臣，是藩镇，是士族，没有一个人得以成为时局的重心。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破坏了，而皇权政治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联姻

孝武帝纳王蕴之女为后，纳后之事，得到当时主政的两大家族的代表桓冲及谢安的支持，无疑具有政治婚姻的意义。

【谢安】

《晋书》卷三一《孝武定王皇后传》

孝武将纳后，访于公卿，谢安谓人曰：“若帝纳后，有父者唯荫望如王蕴乃可。”

《太平御览》卷二四三引《晋中兴书》

谢安之言曰：“王蕴地望，可与国婚。”

至于桓氏意见

《孝武定王皇后传》

桓冲等为孝武纳王皇后事奏曰：“盛德之胄，美善先积，……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庙”云云，“于是帝始纳焉”。

皇帝纳后而谘之于多家当权士族，经一致推举，始成婚姻，这在东晋是仅见的。

谢安、桓冲等一致举以应选的是太原王氏，这自然是估量了当时各士族门户势力的结果。至于谢安明确地举以为国婚的并不是太原王氏炙手可热的王坦之之后，而是王蕴之后，这似乎有令人深入思考的余地。

谢安不愿立王坦之后人为皇后，似乎还有家族关系的背景。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为谢安婿，谢安恶王国宝为人，抑之不用。

谢安举王蕴女入皇后选，目的即在抑制王坦之家族。

两藩与中枢的矛盾

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的主相之争。

王蕴家族之女嫁给孝武帝，王坦之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婚。

王蕴和王坦之虽然是同族但是有间隙。

所以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主相之间复杂关系，演化为太原王氏二支之间的生死搏斗。

两藩之争

【一】

太元十四年六月，荆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谯王恬死。

上下两藩的空缺，相继发生于中枢主相相持的关键时刻，孝武帝杀司马道子之党袁悦之，引起朝野“朋党同异之声”。

因此，上下两藩位置，一时成为主相争夺的焦点。

十四年七月，司马道子以王国宝之弟王忱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十五年二月，孝武帝以后兄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十五年八月，司马道子以庾楷为豫州刺史，镇历阳。

于是，主相在中枢相持的局面，遂演化为诸藩镇犬牙交错，各附一方。其中主要对立的两藩，是江陵的王忱与京口的王恭，同属太原王氏。

【二】荆州之争

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激起了孝武帝夺回荆州的努力，东晋政局又为之一变。

《世说新语·继漏》：

“王大（忱）丧后，朝廷或云国宝应作荆州。”

《晋安帝纪》：

“王忱死，会稽王欲以国宝代之。孝武中诏用仲堪，乃止。”

据《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记载殷仲堪曾为谢玄参军，出守晋陵郡，太元末领黄门郎。

帝以会稽王非社稷之臣，耀所亲信以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振武将军、荆州刺史。

由此可见，殷仲堪得力荆州，是孝武帝对司马道子斗争的一大胜利。

《世说新语·德行》：

“自杀袁悦之后，上深为晏驾后计，故先出王恭为北藩。荆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诏用仲堪代焉。”

殷仲堪莅荆州之前，与王忱之死同月，孝武帝已抢先一步，郗恢代替以老病退的朱序刺雍州，镇襄阳，造成夺取荆州的有利条件。

而在司马道子策划以王国宝为荆州时，孝武帝又不经过吏部，以中诏出殷仲堪。这些情况，都可见其时事机的紧迫，斗争的激烈。

王忱死后，孝武帝得势，以郗恢为雍州镇襄阳，以殷仲堪为荆州镇江陵，以王恭为青、兖镇京口。

以名士镇名藩，各慑一方，互相呼应，囊括江左，共拥朝廷，从劣势彻底转为优势，司马道子在中枢的作用也就不足道了。

但是风云未测，事与愿违，东晋政治糜烂过程还未走到尽头，真正能够变动乱为安定的因素还未出现。动乱的进一步发展，就要以兵戎相见了。

两藩与中枢之争

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暴死，安帝继立，东晋主、相相持局面结束。安帝继位后中枢政柄全归司马道子掌握。

京师已不存在强硬的对手。但是从全局说来，上下游的强藩尚未处置，司马道子的劣势还未真正扭转过来。

《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载王恭抗表讨王国宝之言曰：

“先帝暴崩，莫不惊号，而国宝觍然，了无戚容，夜乃犯阙叩扉，求行奸计，欲诈为遗诏，矫弄神器。”

王恭之弟王爽为侍中，拒之门外，王国宝遂不得逞。以其时内外形势度之，王国宝诈诏，不管是否涉及皇位继承问题，都会有处置强藩的目的。

《桓玄传》桓玄说殷仲堪反对司马道子，所持理由之一即是：

“若发诏徵君为中书令，用殷为仲堪从兄，时为南蛮校尉，后来反对仲堪兴兵为荆州，君何以处之？”

矫诏以处置方伯，抢夺要冲，正是司马道子的当务之急。

中枢与两藩的矛盾，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王国宝、王绪力主司马道子裁损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

王恭等则缮甲勒兵，表请北伐，实际上是严阵以窥中枢之隙。

王恭之乱

【一】

隆安元年（397年）四月，王恭表列王国宝罪状，举兵入讨。

王恭举兵，本与殷仲堪有约。在此之前，桓玄力主殷仲堪劝王恭

“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己（殷）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为盟主。仆（桓）等亦皆投袂，当此无不响应”。

此时江陵、京口两藩，各有特点。京口王恭居元舅之尊，有久经征战的北府兵为之羽翼，所以望实俱重，朝廷畏惮。

但王恭暗于事机，不娴兵略，而又自矜门第，与北府将不协。

江陵殷仲堪缺乏自重的条件。

但荆州一旦与朝廷反目，可以聚集可观的军事力量：

荆州都督所部。桓氏在荆州的故义。由杨佺期率领的以襄阳为后方的流民武装，这是荆州可用的最重要的军力。

当雍州刺史郗恢、南蛮校尉殷、南郡相江绩表示不赞同荆州起兵之时，殷仲堪立即引杨佺期势力入荆，以杨佺期代江绩为南郡相。杨佺期更驱逐郗恢，席卷雍、梁、秦州。

这样，荆州就结成了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的联盟，殷居方伯，桓多故义，杨有实力。但是荆州与青、兖相比，青、兖犹居上乘，

所以桓玄主张盟主应属王恭。但当王恭兵起之后，荆州却意存观望，犹豫不敢下，直到王恭罢兵之时，始有杨佺期一度下屯巴陵之举。

王恭除上结荆州夹击建康以外，又以王导之孙王廞为吴国内史，使他起兵三吴。王廞约会稽虞啸父募众于吴兴、义兴，赴者万计。虞氏会稽大族，在三吴的影响远胜王廞。

虞啸父本见重于孝武帝，疾恶司马道子。他们兵起以后，建康面临断绝补给的危险，形势紧急。

司马道子不得不杀王国宝、王绪兄弟以谢愆失，止王恭之兵。

王恭罢兵后，王廞以多杀异己，势不可止，因此又出现王廞送笺于司马道子以讨王恭，王恭遣北府将刘牢之击王廞之事。

【二】

司马道子失王国宝、王绪后，引谯王司马尚之及其弟司马休之以为腹心。司马尚之说司马道子出王国宝之兄、桓温女婿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诸军事，以为建康藩卫。

此前，夹处荆州和青、兖二强藩之间的江州和豫州，分别在王凝之和庾楷之手。他们为藩镇分列江渚，多少能起上下游之间的缓冲作用，而且也是门阀士族利益均沾的一种象征。

但王凝之、庾楷并非中立于上下游之间。王凝之从江州上表，以违礼罪奏纠豫章太守范宁，就是迎合司马道子之意以求容身自保的表示。庾楷在豫州，由于地接胡寇，有一定的兵力。庾氏子弟屡经桓温诛夷，门户子余，唯有庾楷。

孝武帝死后，王恭借入赴山陵之名向司马道子耀兵，其时庾楷勒兵而至以助司马道子。王恭再次起兵后，司马道子语庾楷曰：

“本情相与，可谓断金。往年帐中之饮，结带之言，宁可忘邪？”。

可见庾楷与司马道子曾有密约在先，庾楷是党附司马道子的。但庾楷以衰宗而值此际会，首要的事是保全门户，而不是死助一方。

所以当道子欲割豫州四郡入江州都督范围以界王愉时，庾楷意识到这是司马道子收江、豫为己有以排斥王凝之、庾楷的打算，于是转而倒向王恭，共讨司马道子。

庾楷以失豫州四郡，劝说王恭起兵，王恭又联络上游的殷仲堪与桓玄，同赴京师。鉴于上年起兵时殷仲堪观望误期，王恭乃先行举动，上表请讨王愉及司马尚之、休之兄弟。

殷仲堪应期发兵，以杨佺期兄弟率舟师为前锋，桓玄次之，殷仲堪军继进。

桓玄、杨佺期兵至石头，王恭所遣北府将刘牢之军据竹里，夹击建康。此时中枢权力已经转移至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之手。

刘牢之倒戈，王恭败走被擒，与其子弟党羽俱。

结束语

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两个基本条件:

皇权不振。士族专兵。

太元以来太原王氏活跃之时，孝武帝力图重振皇权，又图以司马道子的相权相辅，是皇权不振这一基本条件已在改变之中，或者说已有了改变的可能性。

太原王氏二支之中，居京口重镇的王恭，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先后居上游荆、江的王忱、王愉，也都无兵权在握，是士族专兵的这一基本条件已不存在。

所以，代表门阀政治一个特定阶段的太原王氏两支的覆灭，实际上也是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终场。